面对全球经济危机，一方面我们应当认识到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与持久性，稳健至上、不宜冒进，另一方面也需要抓住中国转型的契机，为未来的进一步发展打下基础。

    全球金融系统在2008年里经历了自1930年代以来的最严重危机。部分知名金融机构破产，更多的是在全球政府轮番救助之下苦苦挣扎。资产价格方面，各大证券市场指数都从2007年高点至少跌落了50％。问题是，这场严重的流动性与信用紧缩还未结束，金融海啸还在发酵，朝实体经济继续深化发展。危机的恶劣影响，让处在转型途中的中国倍感痛苦。

全球经济链条大震荡

　　与两个月前人们普遍预测金融海啸对实体经济带来的影响会是“L”型不同，新年元月初的景象已让人们认识到继续探底的“U”型才是现实。美元利率降到0.25％，日元利率降到0.10%，英镑和欧元区也都大幅降息到达1.5％和2.5％的水平，全球主要发达国家都已经进入或接近ZIRP（零利率）区间。如果各国央行的激烈反应还不足以让公众认识到危机的严重性，那么美国2008年最后一份非农业就业报告则用二战后最高失业人数和16年来最高当月失业率这两个数据宣告着实体经济已经进入严重衰退阶段。

　　奥巴马称，当前的经济危机是有生以来从未遇到过的。虽然美国的危机是由金融传导到实体经济，但并不意味着各国政府在金融领域的稳定性举措就能够让这个恶性传导转成良性。美国的金融、汽车、建筑房产等行业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资金黑洞，救助的资金似乎仅仅激起了一阵浪花。而消费方面，美国的信用式消费已经无以为继，不仅表现在消费者收入状况的恶化，还体现在信用提供方的大幅紧缩——例如部分长居外国人在美国用信用卡买机票回国都开始接到美国信用卡公司的质询电话。而以前的主要消费者群体和经济繁荣的主要受益者，如金融、房产人士现在都成为受冲击最大的群体，他们对非必备消费品的需求短期内已无好转可能。欧洲与美国的情况虽然稍有不同，但总体上较为类似，消费领域的长期下降趋势令人深感忧虑。中国在全球经济链条上作为一个主要的消费品供应商，直接面对着经济链条震荡的冲击。

　　中国的经济局势，在这场经济链条的大震荡之中倍显严峻：根据麦肯锡2008年12月份进行的全球CEO问卷调查显示，中国公司高管以78％的负面感受比率位居全球主要国家之首。这个结果是令人震惊的，但却具有很强的说服力。中国经济局势受金融海啸冲击的程度，可能比大多数人预想的都还要严重。中国2008年12月出口额较上年同期下降2.8％，进口额较上年同期下降21.3%，对外贸易顺差较11月份创下的纪录水平400.9亿美元已开始回落。作为高科技产业链上游供货商的中国台湾地区，12月出口数据更是下滑了约42％。进出口额的不同步趋势与贸易顺差的下降结合在一起，似乎宣告着停止进口（原材料采购）与加大出口（清库）已经到达一个临界点，更直接的冲击将会随后呈现。外资方面：瑞银于2008年的最后一天抛售了33.78亿股中行H股，美国银行2009年1月7日抛售56.2亿股建行H股，摩根士丹利拟将上海多项物业打包出售……一度对热钱涌入的担忧已经完全掉转方向。而另一方面，为保经济增长，各级政府纷纷推出了规模庞大的支出计划，同时随着各种税收减免措施的推出和企业盈利的弱化，政府财政状况不仅仅是增幅放缓，出现负增长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这场由金融蔓延到实体经济的危机，不是像以前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稍纵即逝的匆匆过客，而会是一场持久和带来深远影响的经济停滞与通缩混合体（stag-deflation）。而随着年初爆发的加沙冲突，全球经济与政治链开始同时发生震荡，面对这些突如其来的变化，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可能性在增加，正在进行的转型也承受着越来越大的痛苦。

危机之下首重保障内需

　　与欧美日不同，中国经济的核心问题是国内居民消费不足。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是中国宏观经济转型的重任。

　　在经济危机导致的外围需求不足情况下，中国企业出现产能绝对过剩、规模收缩并开始进入紧缩周期。中国国务院参事陈全生在2008年12月26日指出，在全球金融危机重压下，中国已有67万家小企业被迫关门，约有670万的“就业岗位蒸发”，使失业人数远高于官方统计的830万。而广东省副省长黄龙云在2009年1月8日也表示，广东省去年全年转出的外省劳动力大约为60万左右，因经济危机导致出口萎缩并迫使一些工厂关闭。

在全球经济危机背景下的转型毫无疑问是痛苦的，要保障经济发展，首要就是保障内需。在就业率快速下降的情况下，居民不得不取出存款用于当前和未来生活必需品的支出，从而导致整个金融系统的乘数效应下降，削弱经济活力；而证券市场与房产市场的资产价格大幅缩水则更会直接导致居民紧缩大额消费，甚至缩减小额消费来用于按揭还款。在经济危机背景下，就业与资产价格两者之间容易形成负螺旋循环，要避免这种情况，就业与资产价格就是两个需要同时出击的关键点。由于积极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实施，按揭购房人的初始成本与月均供款都可能有较大幅度下降；股市虽然由于投资者信心群体与资金规模的制约，政府维持稳定的代价过大，但由政府积极改革和转型以及中国公司资产品质改善所带来中长期的正面信心较为充足，足够抵消对2009年5月份以前上市公司陆续公布2008年年报利润下降的负面担忧。而日前公布的4万亿经济刺激方案，毫无疑问是一个短期促进就业的强心剂，虽然不一定能够持续，但或许能够与未来经济结构转型带来的就业增长进行平稳过渡。而刺激方案中对长期以来滞后经济发展的铁路建设的偏向性，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加效率，降低对大规模公共投资拉动经济导致未来低效率的成本担忧。总体上看，资产价格的两个重要方面也都有一定的短期与中长期保障，中国短期内的内需保障工作安排较为合理。

城乡二元结构转型的契机

　　无论是宏观经济的二元结构转型，还是中微观产业的升级转型，目的都是保障中国经济的科学、可持续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这一点上来说，目前的全球经济危机也为我们的转型提供了巨大机遇和动力。在歌舞升平时期，想要变动涉及众多层面既得利益团体的经济发展模式，阻力是巨大的。全球经济链条的震荡让中国的经济决策者和参与者从上至下都感受到了转型的迫切性与必要性。

　　中央已下发多个涉及三农问题的中央一号文件，而去年底召开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显示，2009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还将再次关注三农。城乡二元结构喊了很多年，三农问题的热议也从未停止过，只有到最近，大家在危机的逼迫下才真正认识到，我们需要开发自己的需求，我们需要解决三农问题，需要夯实属于自己的内需基础。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涉及到两个关键点，一是三农效率问题，二是城市化问题。二元结构的转型处理得好，将为未来中国数十年的科学、可持续经济发展释放强大的内需力量。而强大的内需是我们在未来新的国际经济与政治链条中从容面对各种震荡的必备条件。

　　金融海啸对实体经济的影响已让去年下半年开始的该不该进行“农村土地流转”的争议在大家心中有了一个共识，那就是土地集约化经营长远来看确实有助于三农效率的提高，释放的农村富余劳动力也有助于创造新的内需和加快城市化的步伐。现在的争论主要在于时机与过程的选择，例如“大学生就业都解决不了，土地流转释放的庞大劳动力放到哪里”。这其实也是一个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我们不能逃避矛盾，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在危机之前都已经遭遇瓶颈，如果不在应对危机的同时为进一步转型打下基础，以后的危机如何度过？发展中的问题还是要靠发展来解决。大比例的年轻农村劳动力不满足于农村生活而进城务工是不争的事实，农村留下的是大量中年和老年群体，和他们的承包土地与宅基地。虽然最近发生了一些回流现象，但长远来看年轻农村劳动力进城学习、工作和生活仍然是主流趋势，他们的下一代更有可能留在城市，这些都是新生劳动力与消费群体。如果进城的年轻人发展得好或者说政府提供一定的制度保障，他们又会把父母从农村接到城市中，从而实现一个进城务工者产生3至5个消费者的景象（老和小三代人）。促进土地流转和集约化经营的政策或许就是在农村年轻劳动力缺乏、土地规模化效益低下的大趋势下应运而生，农村年轻人进城务工这个大趋势不会因为经济危机而逆转，如何通过合理的制度来补贴和安置好出租土地的农民，让他们可以在政府创富型政策的扶持下进城安心生活才是根本。除此以外，还需要重点关注三大关键点：第一是大力构造城市群，围绕核心城市构建功能与产业互补的众多卫星城市，不仅实现核心城市的优化升级，同时带动大大小小的卫星城市加快城市化发展。目前武汉、长沙城市群综合改革区的试点就是一个良好的开始；第二是加大对多层次教育体系的支持，一方面是要主导职业教育培训，让主动进城务工者或者是由城市化进程而被动转化的城市居民可以获得低廉的甚至免费的适应社会发展的职业教育。另一方面也要在高等教育方面加大投入，不仅要改善由于连年扩招产生的教育质量脱节问题，还需要让高教系统的部分教育工作者有动力有信心潜心研究。目前我国即将实施的教师待遇改善计划估计将会对此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第三就是拓展社会保障体制的覆盖范围和深度，让现有劳动力可以大胆地去学习和工作而不用过多担心老与小。毕竟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所带来的长期劳动人口结构影响已迫在眉睫，要利用全球经济危机统一对解决三农问题急迫性共识的契机，为进一步的经济发展储备劳动力，而不能盲目着眼在进城务工者过多的短期担忧上。目前大量农业人口转到工业生产所释放的产能确实已经超出了外部世界的需求，非农产业的充分稳定就业基本无法在近期实现，要转型确实会要经受阵痛，但非农业生产巨大产能与农村人口转型为城市人口带来的消费潜力是可以逐渐形成一个内部微循环的。可以预见的是，农村土地集约化和多层次城市群的同步良性发展一方面会释放巨大的农业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会创造更多内部需求和就业机会。这就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与摆脱单靠投资与外贸拉动型经济的转型契机。

继续布局中微观产业的结构转型

　　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依赖于改善农业效率与城市化进程的深化，而与此相对应的是中微观产业的结构性调整，两者之间相辅相成。歌舞升平无法让我们认识到产业与企业效率低下的危害性，全球经济危机则提供了一个深化结构转型、提高产业合理性与企业效率的共识基础。2009年，在重点产业实质性推动国有企业并购重组以提升经营效率，同时进一步支持高效民营企业发展以增加就业将是中微观经济工作的重心。无论是货币政策、信贷投放、资本市场，还是激励机制的改革，都应该围绕这一重心而展开。

　　对于现存的产业布局，可以考虑就地升级。这种转型包含两个方面：短期方面是出口到内销的转换，原来外销的部分产品可以通过开拓国内市场来解决外部订单不足的问题，新成长起来的这一代中国消费者也确实有很多升级商品需求有待满足；长期方面国内较发达地区的“腾笼换鸟”工程具有重大意义。虽然在面对全球经济危机时大家担心笼子腾出来却没有鸟进来，但从转出和转入两方面来看这种担忧缺乏长远视角。首先，以广东为例，其外贸增长率早在金融海啸发生前就已经落后国内一些地区，不转型升级（换鸟）难道坐等出口恶化？或是一味补贴刺激效率落后、污染严重的出口产业？至于转出方面（腾笼），虽然有部分企业转移到东南亚或印度、非洲等其他发展中国家，但大部分还是在国内消化，湖南、湖北等劳动力成本更低、面对内需位置更有优势的中部地区就承接了不少较发达地区的产业转移，从这个角度来说不考虑危机因素“腾笼换鸟”对全国总的非农就业状况影响并不大，而全国的整体产业布局能够得到优化。当然，面对全球经济震荡，“腾笼换鸟”毫无疑问也会有阵痛。

　　此外，“腾笼换鸟”既包括旧企业转出与新企业转入，也应该包括同一个企业的业务升级与转型。从这个角度来看，“鸟”并非远在天边，近年来大量高档进口商品（如高级数码产品、高级手工艺品、高级汽车等）的国产化不就是“换鸟”的真实写照吗？无论是从产业角度还是企业角度，我们都还有很大的空间去学习和模仿国外先进产业和企业来实现升级，争议颇大的“山寨手机”模式其实不仅实现了对进口产品的部分替代还通过出口实现了对外围市场的逐步占领，而国内快递行业由于网上交易兴起而带来的迅速发展也让国人看到了不过分依赖外资其实更有利于促进就业与经济活力。“腾笼换鸟”（不排除引进外资将优势技术本土化）其实也是我们促进自产自销、自产外销，替代外资在中国市场占有率并争夺世界市场份额的转型与升级路径。现在除了中国，似乎已没有其他主要国家愿意进一步推动全球化贸易，外部的贸易壁垒与贸易保护主义浪潮已经在抬头，危机让我们认识到产业与企业需要转型，需要以更强的实力与自由竞争的方式争夺国内外消费市场。

结语

随着金融风暴在实体经济的蔓延，全球的经济与政治链条都在发生震荡。面对全球经济危机，宏观、中观与微观三个层面的经济转型毫无疑问都是痛苦的，但转型的迫切性从未像今天这样深入人们的心中。我们要抓住这个齐心的契机，在继续深化内部转型的同时，适当进行人民币国际化的尝试，进一步团结广大发展中国家，输出技术与资本，拓展外部市场与生存空间，为新的全球秩序未雨绸缪，打下基础。同时，我们也应该认识到这场危机的严重性与持久性，稳健至上、不宜冒进，承担好旧有秩序中的角色，尽力避免冲突与矛盾。总之，一切以拓展就业与市场为核心，兼顾长短期的结合，在心底里牢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

（原载《国际融资》2009.2.13）